现今有个很有趣的现象：只要是科研工作者，不管是功成名就的大牛还是初出茅庐的小伙伴，不管是申课题还是写文章，都在不断地被问着同一个问题：你觉得你的这项工作最突出的创新点是什么？
这是一个提倡原创，重视创新的时代，人人都在谈创新，行行都在追求创新，国家都在提倡“万众创新”。科研界的创新带来的是技术的发展和更迭，企业界的创新带来的是对传统行业的不断颠覆和超越。创新其实对人的知识体系和思维方式都是一个锤炼的过程，这个过程其实是很痛苦的。有一个关于创新的黑色幽默：创新是找死，不创新是等死，不过一年一年过去了，找死的人一直还在找死，而等死的人真的就死了。
对于创新近乎偏执的热情在科研界尤其突出：当你的工作是真正的“原创性工作”“首次报道”时，即使结果有些粗糙，理论解释体系还不很完整，但也有很大可能会引起业界广泛的兴趣，甚至会带动起一波研究的热潮，比如持续至今热度仍然未见消退的石墨烯研究热潮；但之后的跟风者，基本上只能被别人牵着鼻子走，流于模仿和重复，绞尽脑汁找到一点“原创性工作”的痕迹，用面面俱到的海量数据来掩盖原创性上的缺陷。这种现象在国内学术界非常普遍，科研从业队伍越来越庞大，但我们在自然科学领域有重大影响力的成果仍然不多，本土科研工作者与诺贝尔奖的距离似乎依然遥不可及。
创新真的有这么难吗？为什么许多前人的创新成果都看似神来之笔，妙手偶得，牛顿在苹果树下睡觉都能总结出万有引力定律，凯库勒做着梦就把苯环的结构画出来了，大师们的创新能力好像是天赋技能一样神奇。诚实地说，我们大多数的科研人员并不是天才，那么是不是即使我们接受过高等教育，在相应的学科领域打下了扎实的研究基础，也掌握不了突出的创新能力，只能跟随前人亦步亦趋呢？
与所有的科学体系一样，“创新”这一活动也是有其特定的规律的。“创新”实际上是一个先破后立的过程，能称之为“新”的现象、规律、技术一定是有别于“旧”的。创新是革命，不是改良；是升级系统，不是打补丁。中欧新生代创业领袖成长营的发起人李善友总结过：“任何一个价值网都存在失效的边界。”科研的创新其实也是一个道理：任何的科学规律，即时已经为业内所普遍认同，甚至成为常识或者公理，也一定存在它无法解释的现象，而一旦出现对这种“个别现象”的解释，很可能意味着对之前的理论体系的颠覆。比如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地心说”与“日心说”之争。“地心说”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被认为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它最初由古希腊学者欧多克斯提出，后经亚里多德、托勒密进一步发展而逐渐建立和完善。托勒密根据当时能取得的所有观察资料，规定了“本轮”、“均轮”的大小及行星运行速度，使这个模型和实测结果取得一致。但是，到了中世纪后期，随着观察仪器的不断改进，行星位置和运动的测量越来越精确，观测到的行星实际位置同这个模型的计算结果的偏差也就越来越明显。当时广大信奉地心说的科学家并没有认识到这是由于地心说本身的错误造成的，他们在原有的体系中，采用了增加“本轮”的办法来补救地心说。为了符合观测结果，后期“本轮”甚至增加到80多个。这种反复打补丁的工作一直持续到16世纪，哥白尼推翻了“地心说”，创立了“日心说”。虽然如今的我们早已知道太阳也并不是宇宙的核心，但在当时“日心说”代替“地心说”确实是科学上的一次伟大进步。了解一点科学发展史的人都了解这段故事，都敬佩以哥白尼为代表的科学家挑战权威和“公理”的勇气，为什么到了现在，我们的科学工作者反而会甘于走老路，一直去做类似“增加‘本轮’”这样的工作呢？想实现创新，一定要跳出原来的思维定式和固有套路，不能自己给自己设限。
对于科研创新还有一点误解，就是大多数人都认为：科研创新是个厚积薄发的过程，一定要有非常深厚的研究基础，综合相当多的各种资源配给才能实现创新。因此国家也好，单位也好，在创新方面都对许多资深的科学家领衔的老牌优势课题组寄予厚望。但是只要掌握了相当的基础知识，创新并不需要资格认证。年轻人、小课题组和各种独立研究机构在这方面其实是具有一定的天然优势的。我们必须承认资深科学家和他们的课题组在过去为研究基础的奠基和持续性发展做出过杰出的贡献，但是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大课题组深厚的研究基础和完善的理论体系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们思维的自由度。这与大公司面临的窘境是类似的：他们不可能抛弃自己已经取得的持续性技术优势，去发展一种对他们原来的研究体系是颠覆性和破坏性的技术。这种现象在军工科研界特别普遍：在许多重要科研项目的攻关上，被寄予厚望的单位往往花费许多投入都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反而是一些之前名不见经传的二三线小单位不声不响地把问题都解决了，有人甚至给这种现象归纳了个名词叫“长子效应”。年轻人、小课题组和各种独立研究机构没有思维方式的桎梏，点子多，束缚少，动手快，更有条件实现对传统的颠覆。青年科研工作者一定要保有对于科研的信心和热情，真正的科学工作者，对于创新多少是有一点偏执的。
诺贝尔医学奖得主Tim Hunt 2015年4月在南京大学生命化学协同创新中心曾经对南京大学的青年教师和研究生们这样说：“获得诺贝尔奖的最好方法——就是找一个今天别人认为不可能的问题去研究。”科学就是通过简单的学习来最终探索自然奥秘，好的想法比什么都重要；科学是不可预测的，重大发现大多在预料之外；科学家最重要的不是高明的技巧，而是选择有趣的问题；创新不是组织出来的，发现不是计划出来的；科学创新在于认识世界的眼光，而非知识的堆积；科学真理都是简单而美丽的。所谓大道至简，大象无形，科研创新这点事，其实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样复杂，只要我们能摆脱思维的桎梏，充满信心和热情地寻求自然的规律，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颠覆传统的创新者。
（作者：王伟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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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创新那点事
发布时间：2015-05-26 00:00 文章来源： 作者：
现今有个很有趣的现象：只要是科研工作者，不管是功成名就的大牛还是初出茅庐的小伙伴，不管是申课题还是写文章，都在不断地被问着同一个问题：你觉得你的这项工作最突出的创新点是什么？
这是一个提倡原创，重视创新的时代，人人都在谈创新，行行都在追求创新，国家都在提倡“万众创新”。科研界的创新带来的是技术的发展和更迭，企业界的创新带来的是对传统行业的不断颠覆和超越。创新其实对人的知识体系和思维方式都是一个锤炼的过程，这个过程其实是很痛苦的。有一个关于创新的黑色幽默：创新是找死，不创新是等死，不过一年一年过去了，找死的人一直还在找死，而等死的人真的就死了。
对于创新近乎偏执的热情在科研界尤其突出：当你的工作是真正的“原创性工作”“首次报道”时，即使结果有些粗糙，理论解释体系还不很完整，但也有很大可能会引起业界广泛的兴趣，甚至会带动起一波研究的热潮，比如持续至今热度仍然未见消退的石墨烯研究热潮；但之后的跟风者，基本上只能被别人牵着鼻子走，流于模仿和重复，绞尽脑汁找到一点“原创性工作”的痕迹，用面面俱到的海量数据来掩盖原创性上的缺陷。这种现象在国内学术界非常普遍，科研从业队伍越来越庞大，但我们在自然科学领域有重大影响力的成果仍然不多，本土科研工作者与诺贝尔奖的距离似乎依然遥不可及。
创新真的有这么难吗？为什么许多前人的创新成果都看似神来之笔，妙手偶得，牛顿在苹果树下睡觉都能总结出万有引力定律，凯库勒做着梦就把苯环的结构画出来了，大师们的创新能力好像是天赋技能一样神奇。诚实地说，我们大多数的科研人员并不是天才，那么是不是即使我们接受过高等教育，在相应的学科领域打下了扎实的研究基础，也掌握不了突出的创新能力，只能跟随前人亦步亦趋呢？
与所有的科学体系一样，“创新”这一活动也是有其特定的规律的。“创新”实际上是一个先破后立的过程，能称之为“新”的现象、规律、技术一定是有别于“旧”的。创新是革命，不是改良；是升级系统，不是打补丁。中欧新生代创业领袖成长营的发起人李善友总结过：“任何一个价值网都存在失效的边界。”科研的创新其实也是一个道理：任何的科学规律，即时已经为业内所普遍认同，甚至成为常识或者公理，也一定存在它无法解释的现象，而一旦出现对这种“个别现象”的解释，很可能意味着对之前的理论体系的颠覆。比如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地心说”与“日心说”之争。“地心说”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被认为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它最初由古希腊学者欧多克斯提出，后经亚里多德、托勒密进一步发展而逐渐建立和完善。托勒密根据当时能取得的所有观察资料，规定了“本轮”、“均轮”的大小及行星运行速度，使这个模型和实测结果取得一致。但是，到了中世纪后期，随着观察仪器的不断改进，行星位置和运动的测量越来越精确，观测到的行星实际位置同这个模型的计算结果的偏差也就越来越明显。当时广大信奉地心说的科学家并没有认识到这是由于地心说本身的错误造成的，他们在原有的体系中，采用了增加“本轮”的办法来补救地心说。为了符合观测结果，后期“本轮”甚至增加到80多个。这种反复打补丁的工作一直持续到16世纪，哥白尼推翻了“地心说”，创立了“日心说”。虽然如今的我们早已知道太阳也并不是宇宙的核心，但在当时“日心说”代替“地心说”确实是科学上的一次伟大进步。了解一点科学发展史的人都了解这段故事，都敬佩以哥白尼为代表的科学家挑战权威和“公理”的勇气，为什么到了现在，我们的科学工作者反而会甘于走老路，一直去做类似“增加‘本轮’”这样的工作呢？想实现创新，一定要跳出原来的思维定式和固有套路，不能自己给自己设限。
对于科研创新还有一点误解，就是大多数人都认为：科研创新是个厚积薄发的过程，一定要有非常深厚的研究基础，综合相当多的各种资源配给才能实现创新。因此国家也好，单位也好，在创新方面都对许多资深的科学家领衔的老牌优势课题组寄予厚望。但是只要掌握了相当的基础知识，创新并不需要资格认证。年轻人、小课题组和各种独立研究机构在这方面其实是具有一定的天然优势的。我们必须承认资深科学家和他们的课题组在过去为研究基础的奠基和持续性发展做出过杰出的贡献，但是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大课题组深厚的研究基础和完善的理论体系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们思维的自由度。这与大公司面临的窘境是类似的：他们不可能抛弃自己已经取得的持续性技术优势，去发展一种对他们原来的研究体系是颠覆性和破坏性的技术。这种现象在军工科研界特别普遍：在许多重要科研项目的攻关上，被寄予厚望的单位往往花费许多投入都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反而是一些之前名不见经传的二三线小单位不声不响地把问题都解决了，有人甚至给这种现象归纳了个名词叫“长子效应”。年轻人、小课题组和各种独立研究机构没有思维方式的桎梏，点子多，束缚少，动手快，更有条件实现对传统的颠覆。青年科研工作者一定要保有对于科研的信心和热情，真正的科学工作者，对于创新多少是有一点偏执的。
诺贝尔医学奖得主Tim Hunt 2015年4月在南京大学生命化学协同创新中心曾经对南京大学的青年教师和研究生们这样说：“获得诺贝尔奖的最好方法——就是找一个今天别人认为不可能的问题去研究。”科学就是通过简单的学习来最终探索自然奥秘，好的想法比什么都重要；科学是不可预测的，重大发现大多在预料之外；科学家最重要的不是高明的技巧，而是选择有趣的问题；创新不是组织出来的，发现不是计划出来的；科学创新在于认识世界的眼光，而非知识的堆积；科学真理都是简单而美丽的。所谓大道至简，大象无形，科研创新这点事，其实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样复杂，只要我们能摆脱思维的桎梏，充满信心和热情地寻求自然的规律，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颠覆传统的创新者。
（作者：王伟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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